第36章 备课润州后 (第2页)
一职均为散官或加官,不具有实权,主要表达深受恩宠。宋朝从太师、太尉到国子祭酒、水部员外郎等,都有加“检校”
之例,作为“散官”
,与正职并存。而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,是有官名而无实职的官称,没有品级,仅存名号。
宋初检校官多加给武臣、吏职及蕃官军员,文臣则加于枢密使、宣徽使与节度使。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制后,仅留存检校于三公与三师(三公:太尉、司徒、司空;三师:太师、太傅、太保)。宋徽宗政和年间,改三公为三少(少保、少傅、少师),文臣累加至检校少师则拜开府仪同三司(三司就是三公:太尉、司空、司徒),武臣累加至检校少师则拜太尉,
所以,梁师成的检校太尉,也是个虚衔,表示武臣“阶官”
,他之前的实职是河东节度使。但是,“河东节度使”
自五代以来,都不是个小官。因为提起五代,对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,他们的开国之主无一例外都是以前朝藩镇的身份“上位”
为帝的。这其中,后唐、后晋、后汉连续三朝的开国皇帝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,在登基之前都曾做过“河东节度使”
。而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,也曾是“河东节度使”
的麾下大将。
那么,为什么河东会盛产开国帝王?河东节度使又有什么特殊的“职位优势”
呢?所谓河东地区,是指黄河“几”
字形河曲处北向南流向主河道以东、太行山以西地区,包括今天山西省中部、北部大部,及陕西、宁夏、内蒙各一部。此地在唐朝,是李唐皇室的龙兴之地,其中太原城更是唐高祖李渊的起兵之所,被唐朝定为北京,其地位仅次于长安、洛阳。
这个地方山河环绕、地势险峻:北部有长城天险,可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;南部有泽(今山西晋城)、潞(今山西长治)二州倚黄河为屏障,可抵挡中原王朝军队向北进犯;东有太行山,可限制卢龙、魏博、成德等河北强藩的西征;西有戈壁大漠,可隔断党项、回鹘、阻卜等蕃部的威胁。由此可见,河东地区的地理形势,使其成为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。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便形容河东是“襟带河、汾,翼蔽关、洛,推为雄胜”
。不论是谁想要征服这里,都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
李克用割据河东,虽遭后梁朱温毁灭性打击。但仍可凭借泽、潞防线死死坚持,最终由李存勖转败为胜;强悍如契丹铁骑,也几度在长城的雁门关等地被以逸待劳的河东军打得满地找牙。而且,晋中、晋北地势较高,故而从河东出兵,无论是向东进攻河北藩镇,还是南下进攻中原腹地,都能够“居高临下,势如破竹”
,凭借骑兵高的机动能力,很快就能突破敌军防线,进而兵临城下。更何况从河东出向东或向南用兵,两个方向上都是大平原,几乎无险可守,这更可令以骑兵为主的河东军队毫不费力地大踏步实施战略机动,牵着敌人鼻子走,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。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都是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开封或洛阳,一战便攻取中原都城,从而奠定大业。
故而自唐朝起,中原政权便在此屯驻重兵戍守。唐朝设河东节度使之职时,便在驻军五万五千,以防备突厥、契丹。而且,河东因为邻近游牧民族聚集区,境内本身也有不少游牧民族,特别是昭武九姓和沙陀族居多,这些部族弓马娴熟、能征善战,所以历任河东节度使都十分注意招揽这些部族中的精锐编入部队,这就使河东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。在冷兵器时代,强大的骑兵就是最具威力的战略机动力量,这是河东集团能够在唐末五代呼风唤雨的最为重要的军事资本。
而为了统御这些骄兵悍将,非有名望、资历、本领最为出色的将帅不能镇守之。所以自后唐开始,河东节度使全部由本朝头号大将出任,石敬瑭、刘知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。兵强将也强,猛将配精兵,这在靠武力吃饭、凭军功闯天下的五代乱世中,自然能够成就五代天子三代出河东的特殊现象。翻看整个五代史,我们不难现,那些名头响亮、在史籍中着墨甚多的杰出人物,源自河东集团者可谓数不胜数。一部《旧五代史》,列传中的文臣武将出身河东集团的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。
随着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、建立北宋,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终结,但河东节度使一职从此成了历代皇帝和朝臣们关注的热点。
北宋建立后的第二年,宋太祖赵匡胤便向赵普咨询平息战乱、长治久安之策。鉴于唐朝安史之乱造成的危害,赵普提出了“削藩三大纲领”
:“稍夺其权、制其钱谷、收其精兵”
。“稍夺其权”
,是指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;“制其钱谷”
,是指收缴藩镇的财富,收夺藩镇的财政权;“收其精兵”
,是指收编藩镇的精锐部队,收夺藩镇的兵权。
藩镇管辖的州府称为“支郡”
。唐朝末年,为了镇压黄巢起义,州府长官刺史往往由武人担任,还拥有一州兵权;临时代理官员则称为权知军州事(简称“知州”
)。这些州府长官或拥兵自立,或由藩镇节度使控制,早已脱离了朝廷管辖。
藩镇之所以强大,是因为控制了地方的州政、县政;而要收夺藩镇的行政权,自然就要收夺州、县的行政权。这种在老虎嘴里拔牙的事情,必须等待时机。建隆四年(963)四月,北宋先后灭掉荆南、湖南两个割据政权,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。宋太祖抓住机会,延续了周世宗的做法,没有再在新吞并的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,而是将这里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,实际上罢废了支郡。此后,随着北宋逐渐吞并南方诸国,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,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。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际,宋太祖又任命高级文官(“朝官”
)到北方的藩镇去做知州、州县,逐步架空节度使的行政权力。到了太平兴国二年(977),也就是宋太祖去世、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,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。
有钱有粮,节度使就不愁养兵。而这正是藩镇割据一方的基础。所以,在夺回行政权的同时,宋太祖又悄无声息地将手伸向了节度使的钱口袋。自唐玄宗天宝年间(742-756)起,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,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,一份上缴中央,称为上供;一份由节度使调用,称为送使;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,称为留州。乾德二年(964),在赵普的建议下,宋太祖又下诏,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、商税,除了留在州中用于日常开支外,其余的货币一律送往京师。宋太祖动用了金融手段。开宝三年(97o)五月,宋太祖在开封开设便钱务,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,然后由便钱务给票据,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。由于此前宋太祖的两道“乾德诏令”
,已经使地方财税全部以留州名义挂在朝廷名下,这就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。这样,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货币,而各州府以留州名义虚报截留的货币却被商人兑换走,地方的货币变相流入朝廷的国库。在专业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合下,“制其钱谷”
完美收官。而且,便钱务成立时,大规模的节度使迁调、罢免工作已经开始,自顾不暇的节度使再也无力公然反抗朝廷。
与“制其钱谷”
类似,为了“收其精兵”
,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。早在建隆二年(961)五月,太祖便下诏,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。这道诏令获得了广大藩镇的积极响应。因为藩镇登记的精锐士兵越多,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,从而就越有财力雇佣更多的士兵,供养更多的军队,然后对抗朝廷。藩镇想得很美,却没想到因此掉进了太祖的陷阱。乾德三年(965)八月,太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目的,布了开国以来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诏令。收兵令要求藩镇将精锐士兵送至开封,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,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,不符合的就退回藩镇。由于有了四年前的准备,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,使得藩镇无法瞒报。就这样,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,编入中央禁军,将各地军队中的精英集中到京师。全国的精锐部队被征集到都开封,藩镇军队走向衰落。逐渐的,地方军队只留下了老弱病残,他们不再出征,只负责铺路、盖房、疏通河道、维护治安之类的工作,被称为“厢军”
。作为战斗序列的地方部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。
那么,又该如何保证收回来的权力不再失去呢?还得靠制度。先是地方行政权。虽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、知县取代了节度使,但还是担心知州权力过大,因而又设立了通判。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,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,俨然是一州的二把手;通判还对知州有监察权,俗称“监州”
。二者互相制约,都难以一支独大。宋太宗在罢废支郡制度后,又将全国划分为15个路。历经演变,路级机构逐渐形成主管财政、司法、监察的转运使司,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,主管救济、水利、茶盐等的提举常平司,以及主管军事的安抚使司。四个路级机构互不统属,甚至连驻地、辖区都不同,它们互相监察,互相牵制,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的死而复生。
与收夺行政权和财政权相比,收夺地方兵权后,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浮出水面:地方部队消失了,谁来维护地方治安和边镇安全?既然厢军不行,就只能靠禁军。第一原则是内外相制。太祖将十万禁军驻京,十万禁军外派地方。一旦京师生变,各路兵马就能联合起来,讨伐不臣;而一地一州的禁军,又不足以动颠覆天下的兵变。第二原则是更戍法。其实用禁军进驻地方的办法,五代时期也用过。刚开始的时候,这些禁军能够对当地藩镇形成威慑。可久而久之,屯驻在地方的禁军反而成了地方部队,与藩镇兵合二为一,反而加强了藩镇势力。宋太祖的一系列集权政策和制度组合拳,彻底解决了这些历史难题。中唐以来的兵祸,以及兵祸引的政治动乱,至此彻底根除。
没有实权的节度使,从此失去了往日雄风。然而,宋代的文臣武将,仍然对节度使的虚衔趋之若鹜,这又是为什么呢?节度使也是一种“军衔”
。比如宋太祖赵匡胤,在后周做殿前都点检时,曾领归德军节度使。显然,赵匡胤的权柄来自禁军,他也并不去归德军做地方大员,但节度使的身份,却表示他是当时最高级别的武将。宋代节度使失去权力后,身份标识的作用被继承下来,依然是武官最高级别的阶官。任命节度使的程序,与选拔宰相、册封亲王公主相当。正因如此,宋真宗宠信的宦官刘承珪才会在临死前,希望得到节度使的称号;一代名将岳飞,也因为在32岁拜节度使而倍感自豪。
又扯远了。不是说北宋吗?怎么又扯到南宋了?